从原地“开挖”到千里之外“走亲戚”，贵州考古在搞啥？

　　考古不都是原地“开挖”吗？去1368公里外“走亲戚”是咋回事？

　　近日，贵州考古去到文物大省山西，开启一场“走亲戚”式的学术交流。

　 从文物资源来看，“考古小省”贵州到“富到流油”的山西搞讲座，是有些“小巫见大巫”，但我们是真的有关系的！　　

　　一场梦

　　既然是严谨的考古人走亲戚，那自然不是乱蹭关系。

　　故事要从一场来自唐朝的梦说起。

　　1150年前，来自唐朝的山西太原人杨端做了一个梦。梦里的神仙告诉他“想求功名就要去播州”，也就是现在的贵州遵义。正巧，那时的播州正在打仗，朝廷从山西招募了不少兵力到黔中，朝廷也急需能人带兵，于是杨端说走就走，率兵出发并收复播州。

　　至此，来自山西太原的杨家人扎根贵州，世代繁衍。在唐宋元明四个朝代，27代30位首领以“播州杨氏”为名，统治播州725年。

从唐朝到明朝，杨氏家族在贵州的统治历经27代 图源：《软萌的硬知识》

　　　而这场“来自山西的一场梦”和这段“我在贵州搞事业”的故事，被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宋濂记录在《杨氏家传》里。

　　803年后的1953年，因南宋土司杨粲夫妇墓的发现，贵州土司考古拉开序幕。2012年，杨氏土司考古正式开启大规模考古工作，通过对关囤、城址、墓葬、司治、庄田等播州杨氏土司历史遗存的揭露，向世界展现屹立于东方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而贵州“土司考古”更是成为全国第一个，拿遍考古奖项“大满贯”的项目。

　　一个心愿

　　一千多年前，山西的杨端来到贵州，杨氏家族在贵州统治725年，他们留下了哪些遗存？

　　一千多年后，贵州考古人带着研究成果回到山西，用“考古实锤”的方式，展示着杨氏土司的审美和讲究。

　　贵州考古成果“走亲戚，摆故事”

　　近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从事播州杨氏土司遗存以及西南地区宋元明时期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的周必素，受邀做客山西博物院“晋届”讲坛，以《盛世华庭——贵州遵义杨粲墓石刻及其所反映的播州社会》为题，呈现贵州宋代以来与其他地区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带播州杨氏土司来山西寻根”，这是周必素一直以来的小心愿——“播州杨氏来自于山西太原这个说法，不仅存在于文献资料，还在宋代的杨粲墓志、杨文神道碑和元代的忠烈庙碑等遗存中体现。”

　　周必素做客山西博物院“晋界”讲坛

　　而“以‘走亲戚’的方式，进行一场贵州和山西的考古学术交流”，是考古出身，山西博物院院长王晓毅的小规划。

　　“我们以正在展出的‘壁上万千——山西宋金壁画中的众生气象’特展为依托，邀请17位国内知名专家从宋元考古、边疆考古、陶瓷考古、美术考古等角度，解读不一样的宋金文化。”王晓毅说。

　　《壁上万千——山西宋金壁画中的众生气象》特展登陆山西博物院

　　王晓毅告诉记者，贵州用十年拿下五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让业内对这个“考古小省”刮目。其中，以海龙屯城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为代表的宋明土司遗存，不仅打开大众了解播州杨氏土司历史的“新大门”，也让考古界对“土司考古”有了新的探索。

　　“恰好，杨氏家族来自山西太原，当年的他们是怎么去贵州的？都经历了什么？在同一时期，他们构建的地下家园从审美上和山西有什么不同，这一系列问题不仅让学术界感兴趣，更使公众充满好奇。”王晓毅说。

　　听考古人讲考古，让公众乐享考古成果

　　以接地气的方式打造考古“移动课堂”，分享发掘墓葬、遗迹的点滴，和大众共享考古成果，是贵州考古“走出去，面对面”的常用手法。

　　近百名观众聆听“考古公开课”

　　土司制度，是从秦汉时期的“羁縻制度”发展而来。元代以前他们叫“土官”，元代正式命名“土司”。

　　“土司制度”，可以简单理解为古代版的“一国两制”，是中国独有的土司文化。

　　贵州是土司制度核心区域中的“核心”，拥有丰富的土司遗存。

　　土司制度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贵州的土司制度从元代开始，明代结束。是西南地区继夜郎、南诏、大理之后最大的地方政权。

　　山河变迁，王朝更迭，土司不易。在唐朝末年来到贵州的杨氏家族，从“土官”到“土司”，稳定了西南边疆太平，创造了“播州盛世”，不仅保障了国家700多年的统一，还维护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传承。

　　……

　　观众与考古学者互动交流

　　在近两个小时的讲座中，周必素从考古发现的建筑遗迹、墓葬分布及结构、考古出土遗物等方面，讲述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土司生活场景、家族崛起的秘密，以及其创造的绚烂文化。

　　观众沉浸式学习

　　而同一题材的讲座，周必素已经做了十多场。从最开始学术“硬知识”的老生常谈，到软化专业术语，抖机灵、甩“包袱”、加网络“热梗”，“考古版的贵州故事”正在用更青春的表达新语境，持续迸发着考古的年轻态。

　　一场“神撞脸”

　　考古成果带来“连连看”，也少不了专家和观众的观点“对对碰”。

　　在当天的讲座上，不仅采用线上网络直播+线下现场讲座的方式扩大听众范围，还邀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研究馆员王俊、山西晚报社副总编辑吕国俊，与周必素进行对谈。两地考古学者和传播学者打破学科壁垒，引导观众从考古学的思维和方法来读城、读墓和读物，为这场“走亲戚”增添趣味和互动性。

　　解读，对谈，和观众互动

　　既然是“走亲戚”，自然是有相似之处。在互动交流中，两地文物还来了一场“神撞脸连连看”。

　　“宋金时期的贵州和山西，不少墓葬雕刻、壁画、生活器具的造型都相似，如妇人启门图、墓主像、杯盘等。”周必素说，虽然杨氏家族去到了贵州，但一些古迹和相关文献信息，仍然保存在山西代县，可见两地一直保持着互动关系。

　　“山西和贵州一样，是一部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在塑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时期起到了关键作用。”王俊认为，宋金时代流行的砖雕壁画墓，从内容到形式都将墓葬装点着充满人间烟火气，“考古是以材料为主的学科，就要需要像今天这样多对比，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在贵州与山西的宋金时期遗存中，存在不少相似的文化因素

　　解读，对谈，和观众互动，“走亲戚”式的讲座更直观地加深大众对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丧葬形制、艺术特征的印象，更让大众对中国各民族在形成过程中普遍具有的多源性特征，有了更丰富、立体的认识。

从遗迹、遗物中再看播州土司的历史，更像是一场“有趣的考古游学体验”

　　“考古早就不是圈内的学术自话，我们希望通过‘走亲戚’这样别开生面的公众考古活动，吸引大众关注，来共享考古成果。”周必素告诉记者，用考古成果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走出去”传播贵州考古成果，不仅助力增强两地现代的互动交流，解析文化底蕴和文明积淀，更加强外界对贵州历史文化的了解与认可，“不论是新时代的贵州，还是远古的贵州，交往、交流、交融，文化互鉴的活力从未间断。”(本网记者 应腾)

（编辑 黄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