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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城施策,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利益共同体

日期:2017-06-06 作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

  近期,在国家和广东省的多份文件中,多次提及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路径问题。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到,珠三角必须以全球视野,对标先进国家和地区,努力打造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引领带动全省向更高发展水平迈进。5月26日,广东公布《实施珠三角规划纲要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提及“发力建设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而今年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表态,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发展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已经不再令人陌生,但从概念提出到政策落地,再到成果显现,这中间却有着不可小视的挑战和困难。在广东省省政府刚刚公布的《实施珠三角规划纲要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中,要求优化城镇建设管理,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两条便是:广州、深圳市严格开发规模、强度、边界管控,有序向周边城市疏解非核心功能;佛山、东莞、中山市实施强心战略,做大做强主城区。

  “疏解非核心功能”这一表述最近很流行,原因在于首都北京率先提出这一点,并通过设立“雄安新区”来实现疏解非首都功能。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早就超过了1000万,都属于超级城市。虽然大城市病的问题没有北京那般严重,但疏解的必要性也客观存在。值得一提的是,广深的发展更依赖市场选择,诸如交通、文化中心这样的功能,不太可能向外疏解,而产业、人口、医疗教育的疏解,客观上已经发生了。例如东莞松山湖接纳了包括华为在内的许多深圳高科技企业的制造基地,增城、南沙则承接了广深两地的一些工厂、仓储。

  佛山、东莞和中山市的城市发展战略则是“做大做强主城区”。佛山的顺德区、南海区,再加上东莞市和中山市,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崛起的“广东四小虎”。这四个地方的发展特点在于没有绝对的中心,县、市政府所在城镇的发展并不是最强的。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这四个地方属于“多中心治理”的模式,拥有多个C PU。没有绝对强大的区域中心,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相对较弱,这本是一种“核心劣势”。但过去近40年的发展表明,这种“核心劣势”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反倒成了“核心优势”。四小虎都以一个“县”的地域发展成了内地几个地级市甚至一个省的经济规模。问题在于,这种“多中心治理”的模式经常面临高素质人才流失的问题,这跟中心城区分散,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文化供给程度不足,都密切关联。

  “疏解非核心功能”“做大做强主城区”显然都有相应的现实针对性,不过它们都是基于各个城市自身的利益,在考量的过程中,还未将自己纳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坐标系中去。

  从客观条件来看,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珠三角城市群,符合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四个“湾区”特征。但要形成真正的湾区,各方还需要制定出真正符合湾区定位和自身发展条件的政策。因城施策,错位竞争,而不是各自规划、恶性竞争,这一点特别关键。

  顶层设计还停留在概念层面,但相信很快会有进一步的跨境协同政策出炉。而来自地方政府和民间的声音,也完全有理由积极锻造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尤其是在湾区中心的竞争上,香港、深圳、广州三者的定位、功能划分问题,将极为考验主政者。比照美国加州湾区而言,经济、科技、文化可以存在交叉错位同时彼此融合的状态。例如好莱坞是文化中心,硅谷是科技中心,旧金山是交通、经济中心,这种错位状态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参考。

  在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将陆续通车的背景下,湾区中心功能的规划、重组、整合,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也是不容绕开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以制造业为主的佛山、东莞、中山如何发挥区位优势,澳门、珠海、肇庆、惠州、河源、江门又该如何搭上快车,也必然成为它们面临的历史性选择。

  “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经济、文化和交通等要素面临整合,在“顺势发展”的基础上,行政力量如何“大力推动”,如何打破藩篱与障碍,这将考验施政者。

(编辑:周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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