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广西定位于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桥头堡，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不仅考虑了广西独特的区位优势，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与东盟的双赢合作，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其实，依广西现有的经济规模，要承担起桥头堡的重任并非易事，广西的有关领导曾经说过，通过构建便捷的陆上与海上通道，大大缩短中国与东盟大市场的距离，从而把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粤港地区与东盟经济实力最雄厚的东部增长区连接起来，极大地推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互通，提升双边贸易、投资与技术水平。由此可见，中国与东盟的合作离不开广东，离不开珠三角的参与。广西更多地可以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肩负起东盟一些国家与中国中西部之间特殊“物流走廊”的使命。

　　广东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尽管今天与东盟各国的贸易仅占广东出口的5%.从现状不难看到，东盟的金融与物流服务主要由新加坡与香港承担，东盟的制造业核心技术与核心零部件则主要由日本、韩国与台湾提供，东盟一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与地区，在组装加工环节上与广东的确还存在着一定的竞争替代关系，但这种竞争替代关系在总体上是有限的。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对东亚影响的相关系数为-0.3，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某种产品上占有10%且出口增长率为20%，对东亚地区出口的影响大约在0.6%.应当看到，随着垂直分工的不断深化，东盟多数国家会逐渐走上专业化生产的道路，将最终产品放到珠三角组装加工是跨国企业理性的选择。随着珠三角的产业转移与升级，广东与东盟的竞争关系会更加微不足道，相反，广东可以凭借自身终端产品的市场优势与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积极做好对整个地区资源配置的“二传手”重要角色，为东盟甚至整个东亚的经济继续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排球场上，二传手并非扣球得分高手，但却是球场上的灵魂，是进攻的组织者。广东应当做好东盟甚至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二传手”，为此必须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与现代物流服务，尽快建立起以珠三角为中心的区域物流体系，以最高的服务效率与最低的运输成本吸引东盟各国的中间产品向珠三角集聚。应当承认，由于香港发达的国际航运与国际金融服务，大量外资企业被吸引在珠三角投资集聚。但是，香港的转口贸易同样也削弱了这种物流优势，是否建立珠三角与香港的关税同盟值得很好研究。当前我们可做的应当是尽快发展珠三角地区内高水平的物流服务体系，最大限度地改善已有的基础设施。让人欣慰的是，广东有关方面已经意识到这方面工作的紧迫性，许多项目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二是进一步加快珠三角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有效提升本地区资源配置的效率。广东要做好“二传手”的关键是不断增强自身在市场的配置资源能力与效率，其中效率取决于市场化水平。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全球化、竞争全球化。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之一是通过市场一体化提升本地区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东盟的国际竞争力；香港的发展经验亦表明，谁的市场化程度高谁的资源配置效率就高，谁的国际竞争力就强。因此，广东要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资本进入珠三角，必须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包括进一步削减行政壁垒、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进一步创新管理制度、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更重要的是，广东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独特区位条件，组织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配置好东盟与本地两种资源，以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胸怀将广东开放型经济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是通过自主创新进一步提升广东配置资源的能力，通过自主创业进一步增强主导经济发展的能力。如果说进一步市场化解决的是广东作为“二传手”的效率，那么，加快自主创新与创业的步伐则是增强广东作为“二传手”组织能力。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关键在于其强大的创新能力。东亚各经济体都是依靠出口导向型产业获得发展的，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通过承接欧美的产业与技术转移，最终成为东亚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中间品的出口国，韩国与台湾则是以分包商身份进入全球生产链并利用欧美日知识产权成为东亚产业转出地，东盟其他国家也是通过给欧美日提供分包服务加入全球贸易体系的。由于经济一体化最初是以自由贸易起步的，这些经济体大多表现出较强的经济自主发展特征，与广东今天外资企业占大半壁江山形成了鲜明的比较，广东的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但对外开放水平并不高，原因在于外资企业占据着广东对外贸易与产业升级的主导地位。因此，广东要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二传手”，必须着力解决我们长期忽视但客观存在的外源型与粗放型问题。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编辑：张子军）